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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国公陂修好后,灌溉出来的新田将被作为李植的私田,佃给当地的贫苦佃农耕作。
虽然李植尚未在山东均平田赋,但津国公的私田,没有一个地方官敢多收乱收李植的田赋。李植已经通知地方官,这些新田,一年的田赋是每亩六升麦子。实际上如果李植均平山东所有田赋,并且不增加田赋的话,亩均的田赋大概就是六升一年。
其实就是李植不交田赋,地方官也拿李植没办法。但李植每日琢磨着均平田赋,自己当然要以身作则缴纳田赋,否则要授人口实。
李植对于佃种自己田地的小民,每人收取三成地租。以每亩亩产一石麦子的平均水平计算,除去田赋李植每亩地可以得到二斗四升收益。二十七万亩新田,算下来就是每年六万五千石麦子净收益,价值十六万两银子。
李植算了算,朝靖一善问道:“开发这些新田,使用了多少人工和材料?”
靖一善被李植许诺了二百两赏银,倒是比刚才更配合一些,答道:“这个国公陂使用了三万五千二百人劳作三个月,水泥、石材等材料,花了八万七千两银子。”
李植转身问了问幕府税务厅大使,问道:“良友,这是多少银子?”
谢良友每天做税务统计,计算能力倒是十分强悍,拱手说道:“国公爷,人工成本加上材料钱,是十五万两。”
李植点了点头,建这个灌溉水库的成本,一年的地租就可以收回来。顺带的,建工程时候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工程中,让百姓以工代赈,还降低了赈灾的费用。
无论怎么看,开发水利开垦新田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
然而这种情况只是对李植而言如此,明末政治混乱,地方上的官僚和缙绅虎视眈眈,百姓即便是有几亩肥田都怕别人惦记,更别提搞水利发展新田了。
若是一个没有权势的人出来组织水利工程,恐怕工程还没有结束,新田就被各种名目冒出来的田主瓜分了。而对于有权势的人来说,想法设法把有良田的百姓弄破产,吞并百姓的良田就可以直接获益,又何必大张旗鼓搞水利?真搞出来大把良田,其他的缙绅豪强还不是要上来分一杯羹。
在一个政治腐败秩序混乱的社会中,利益是根据权势而不是贡献分配的。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下,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贡献,所有人都盯着现有的蛋糕瓜分,最后蛋糕只会越来越小。
像李植这样挖空心思做大蛋糕,手握强兵誓死捍卫自己做大的蛋糕,而且不去抢夺无权势小民蛋糕的人物,在明末这样的社会中只是一个孤例。
然而十七世纪已经不是封闭的时代。满清、西方殖民者,甚至西南少数民族都对腐朽的汉人社会虎视眈眈。如果汉人不把自己的蛋糕经营好,不把国家做大做强,被异族奴役的历史必讲上演。
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这个民族,李植都要把自己这个孤例坚持下去。
李植点了点头,这才扶起地上的瘦削年轻人。
谢良友想了想,说道:“国公爷,这佃种我们新田的农民,算下来每人每年可以收获十四石的粮食,折银三十五两。这些百姓之前一年收入只有八、九石,生活一下子翻天覆地大变...我们收的地租是不是太低了?我看便是再多收一成地租,也丝毫不为过。”
李植笑道:“三十五两年收入算什么?也只是让一家老小有个温饱,尚不能小康。本公立志要让治下的百姓都过上好日子,以后本公要让天津和山东的百姓全部富起来,当然不能收取高额田赋。就按三成地租收。”
谢良友拱手说道:“国公爷仁德,山东和天津的百姓有福!”
李植检查了一会工地,又朝郑晖问道:“今年山东可以开垦多少新田出来?”
郑晖说道:“像国公陂这样的工程,我们规划了八个,只是规模略小一些。全部做出来后,可得新田一百一十万亩,刨去田赋,每年光地租收入就是六十多万两银子。”
六十多万两银子也不是一个小数字,可以大大充实李植的财政。
李植拍了拍郑晖的肩膀,说道:“郑晖,山东的工程顺利完成后,我上奏朝廷,升你为海上副将!”
郑晖听到这话,激动得满脸通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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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初五,在山东各府、州、县,津国公税务所纷纷开张。
和天津的税务所一样,这些税务所也是在各城的闹市中购置宅院改造而成。税务所的基本原则是商贾自己报税,税务所按照商贾申报的经营额征税,三十税一。当然,商人们往往会铤而走险偷税漏税,每个税务所里都有大量的税务会计,作为抽查商贾营业额的监督人员。
李植在各府城派驻一百五十名税务会计,各州派驻一百名税务会计,各县城派驻五十名税务会计。这些税务会计每天的工作就是入驻商贩营业点,检验商贩实际营业额是否如实申报。
如果发现商人逃税,就按照逃一罚五的原则重罚。逃税超过一百两,更要把逃税者交给津国公法庭打板子。
李植在济南税务所翻了翻账簿,朝谢良友问道:“这一年下来,会计人员的开销要花多少?”
谢良友吸了吸鼻子,正色说道:“国公爷,为了覆盖山东一省,我们雇佣了五千六百三十七名会计。这些会计的月钱,场所维护费用加上种种杂用,一年要花费三十万两。”
谢良友摇了摇头,说道:“今年山东大旱,农民们都靠津国公赈灾过日子,无钱购买商品,山东的经济十分萧条。估计今年一年,山东只能收到商税六十多万两。”
李植说道:“那岂不是只有三十多万两的净收益?”
谢良友沉重地点了点头,说道:“国公爷,确实是这样。不过明年农民有了收益,情况就会大为好转。估计明年一年一百六十万两商税能收到,刨去开支还能有一百三十万两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