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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快,我要调离报社去渝州的消息不胫而走,所有的同事都一改早上的回避和冷漠,纷纷上前和我握手话别,有的是真诚为我感到高兴,有的是为了少一个竞争对手暗自欣喜。其中,对我最为热情的,就是主编老张。整个下午,他异常忙碌,一会儿布置人员帮我整理办公桌,一会儿打发人去为我买纪念品,还亲自跑上跑下,联系食堂,张罗晚上丰盛的酒宴,为我饯行。
那晚我喝得很多。对同事的祝贺敬酒来者不拒,对朱总等几位老编辑我更是主动过去,表示衷心感谢。很快,我就觉得脚底发飘,眼前发虚。自从接受了抗战英烈遗骨采访任务后,这几个月,在我身上发生了太多不可思议的故事,以至于我都怀疑这是否是一场梦,等我酒醉醒来,这一切都会烟消云散。
同样喝得酩酊大醉的,就是老张。他最后过来,向我表示祝贺。仗着几分酒酣耳热,老张将手搭在我肩头:“兄弟,老哥给你赔不是了!”老张借着七分醉意说道,“你也知道,报社编制僧多粥少,老哥我在这个主编位置十多年了,就盼着退休前能当副总编,混上一个副处级。但你比我年轻,水平比我高,又是主任记者,我有压力!所以处处为难你,兄弟,老哥和你说掏心窝子话了,大人不记小人过,如果你原谅老哥,就满饮此杯!老哥先干为敬。”
“张总哪里话!尽管人家一口一个‘小于’,但我也是知天命的年纪了,哪里会和张总争位置。”我举起杯子,将杯中琥珀色的葡萄酒一饮而尽。
“那比起我来,你还是年轻有为。”老张继续说道,“兄弟,我还要埋怨你一句,既然你有如此过硬的后台,为何不早说?”
“我真没有什么后台,”我辩解道,“只是机缘巧合吧。”
“兄弟城府很深呀!”老张醉眼惺忪地说,“你,一个普通的地级市报社记者,如果没有关系,能一步登天,去直辖市党史办工作,而且直接聘任副调研员?”
我无法回答。虽然我知道真正原因,但我不能说。
此时,餐厅正面大屏幕电视里正在播放中央电视台的《新闻联播》,老张神秘一笑,靠近我的耳朵,喷出阵阵酒气:“能不能告诉老哥,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?”老郑手指着《新闻联播》画面说道,“老朱私下你说,你,就是他亲点的。”
我晃了晃晕乎乎的脑袋,定睛一看,顿时吓了一跳,“啪”地一声,手中的酒杯摔落在地上……
接下来的事情表明,老张所言并非空穴来风:三天后,我已经正式在市委党史办报到;妻子也到新学校,继续当她的语文老师;孩子也已经插班就读。鉴于我有高级职称,渝州市人才办还特意为我安排了一套靠江边的人才公寓。
一切顺利得超乎想象。一切都让我无后顾之忧。
我知道,我必须用百倍的努力,才能报答组织上无微不至的关怀。
又过了三天,王科长上门来接我,对我妻子说我说要出差一个月,有什么问题可以可以随时找他。
妻子尽管恋恋不舍,但她心中已经猜出了几分,默默地为我收拾好生活用品,目送我乘车离开。
分别一个星期后,我再回到了这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“干休所”,回到了我熟悉的宿舍。
只不过,第一次是以客人身份,心中还惴惴不安;这一次,却是以主人身份,心中更多的,是一份神圣和庄严。
李局长对我正式报道表示热烈欢迎:“于新同志,按照‘干休所’的入职规矩,对于每一个新人,第一堂课,就是瞻仰烈士照片,进行革命传统教育。你随我来。”
“干休所”的烈士纪念堂,就在北楼的东侧楼下。
李局长用随身携带的钥匙打开钢制防盗门门锁,带着我,蹑手蹑脚地走进烈士纪念堂,他的动作是那么的轻慢,唯恐打扰了那些安眠于地下的烈士英灵。
纪念堂里一尘不染,异常干净,像是每天都有人来打扫。一进门,就是一面由鲜艳党旗和国旗组成的背景墙,墙上有许多烈士的照片,令我震惊的是,我看到了许多我熟悉的名字,他们都是出现在我作品的人物,在这里,隔着时空,我竟然见到了他们的真容:
陈大贵(1905-1941),男,中共党员。1927年参加革命,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曾任红二方面军直属特务连连长。红军长征后,留下坚持敌后游击战争。后受党组织委派,加入国民革命军预四师,从事秘密兵运工作。先后担任连长、营长和师参谋长,1941年,在夷陵战役中牺牲。1981年,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
王中柱(1914-1941),男,中共党员。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受党组织委派,加入国民革命军预四师,从事秘密兵运工作。抗战期间,参加过淞沪会战,武汉会战等著名战役,先后担任连长、营长、团长和国民革命军预四师副师长,1941年,在夷陵战役中牺牲。1981年,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
……
最让我吃惊的,烈士名单里,我竟然看到了高志扬!
照片上的这个男人,身穿航空连体服,嘴角带着一丝憨厚和微笑,但眉宇间,依然有种东北汉子的刚毅和血性,但如兄如父,他和他们,用自己的血肉之躯,开创了中国空军的历史,守住了中华民族不屈的天空。
高志扬(1911-1941),奉天人,1911年10月9日出生。1930年,考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年,转入入中央航空军官学校第3期学习,因成绩优异,留下作为教官。在校期间,受到地下党的影响,思想上追求进步。经党组织严格考察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直接受中共南方局的主要负责人领导。
淞沪会战爆发后,高志扬调入中国空军第4大队参加抗日战争,先后击落击伤多架日机,并击毙日本海军航空兵“爆击天王”,获得国民政府通令嘉奖。1941年,在迎战日机战斗中英勇牺牲。1981年,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
“如果高志扬烈士能活到解放后,他很可能是我人民空军第一任空军司令。”李局长语气中充满惋惜,“一场抗日战争,我们牺牲了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!”
我仔细瞻仰着烈士的遗像,他们都那么年轻,有的俊朗,有的稳重,有的端庄,他们的生辰各不相同,但他们的生命,却都在1941年4月前后,戛然而止。可以肯定的是,他们都是为了一场残酷的战斗,而英勇献身,而这场战斗,应该就是那个神秘的“死士行动”!
面对这些烈士的遗像,我暗暗下定决心:一定要讲这些烈士们的事迹写出来,让他们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作者面前。
烈士纪念堂内部还有一扇木门,被一把铜锁紧紧锁着。
我感觉到,木门后面,应该有更隐秘的秘密。
李局长看出了我的疑惑:“于新同志,门后就是‘死士行动’的核心人员灵堂。这么多年,他们不知道埋骨何处,只留下一个个名字。而且,直到现在,连个烈士的名分都没有。”
李局长语调中充满惆怅。
“那,为什么?”我指着那些背景墙上照片说道,“这些烈士,是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牺牲在抗日战场上,不还是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了吗?”
“但他们不同,”李局长看着那个冰冷的门锁,低沉地说道,“他们曾经是新四军战俘,也留下过自首书……而且,‘死士行动’是在军统的直接指挥下,尽管他们牺牲在抗日战场上,尽管林老坚持认为,他们是受我党秘密指令参加了行动,但相关当事人全部牺牲,甚至就牺牲在小分队枪下……所以,对他们的身份论定,一直争议不断。为他们恢复名誉,林老为此付出了毕生心血,但依然缺乏一个好的契机。近些年,随着世界上关于二战资料陆续解密,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,有关共产国际的大量珍贵历史文献重见天日,让我们有了充足的资料,从更广阔的视野,审视这个‘死士行动’。可惜的是,林老年纪太大,大脑又受了损伤,挖掘整理这些资料的重任,就落在你肩头了。于新同志,你就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!”
李局长的眼中,闪动着热切的光芒。
我心中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!“李局长,我不会辜负您和林老的期望,我一定会让那段真实的历史,重现天日。”
“很好!”李局长满意地点点头,“对‘死士行动’的背景,你已经了解了很多。待会,王科长会再送给你一箱资料,看了这些资料,你就会明白《国歌》中那句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’的确切含义!”
我回到我原先的宿舍,一个藤条箱已经放在我书桌边。
我打开箱子,里面的材料已经分门别类,整理得整整齐齐。我拿出来放在书桌上,沉下心来,一一翻阅。
如果说以前看这些内部资料,我心情是激动和感动,那么,当我翻看这批资料时,我的心情始终被悲愤和屈辱笼罩着。我能做的,就是用手中的笔,向读者还原那段悲壮、悲怆甚至悲惨的历史!